概念的“河洛文化”是近年才出现的。“河洛文化”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代名词，是华夏正统文化的泛指。

客家人各支系都追根于中原，而客家人的中原情结最为深厚牢固。因客家是最后形成的，其先民离开中原最迟，对中原和中原文化的记忆也最为深刻鲜明；二是客家人常常处于弱势族群的地位，在与相邻民族的竞争中，唯有中原文化是他们用以增强自身凝聚力、激励自己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。正因为有此特点，因而在漫长而艰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客家人就相对自觉地不断强化着自身崇尚华夏正统和崇尚正义的“崇正”精神。

　　客家人崇尚华夏正统文化，有很多具体的表现，而讲究郡望、崇文重教、尊崇礼教诸端则是其中荦荦大者。翻开客家人的族谱，或者观赏客家民居的门联，你会发现各家各户都有着中原的郡望。如陈姓出于颍川，李姓出于陇西，王姓出于太原或琅邪，谢姓出于陈郡或陈留，何姓出于庐江，黄姓出于江夏，杨姓出于弘农等等。如果细细推考起来，这样的标榜可能并不符合史实，但从文化学的观点看，则说明在客家人心目中，只有来自中原才是光荣的、有地位有面子的，这是他们长期养成的中原正统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客家人崇文重教的具体表现是特别看重读书人，往往集中全家族、全宗族的力量培养子弟读书，因而就有“讨饭也要供子弟读书”的佳话。在客家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是族中子弟中举人、中进士的标志，有多少石旗杆，就说明族中有多少人获得了举人、进士之类的功名。因此，客家地区家族祠堂前的石旗杆实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明证。崇文重教与崇重礼教在精神上又是一致的，说明客家人想通过读书中举实现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梦想，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，反过来又为国家推行礼乐教化，实现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想。至于客家人崇尚的正义，其核心内容还是国家、民族之大义。客家人的国际性联谊组织“香港崇正总会”和世界各地区的崇正分会以“爱国家、爱民族、爱社会”为会训，其原因就在于此。

　　回顾客家人的历史，其“崇正”的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，又是在保卫国家民族的重大斗争中发扬光大的。南迁汉人从中原和江淮一带初到赣闽粤等地的广袤山区，要处好与土著民族的关系，要改造落后的环境，其根本的优势就是自身承载着的华夏优秀文化。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，把宗族的族群利益与国家的民族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凡事讲究一个“正”字，即识大体，顾大局，行得端，做得正；同时又讲究一个“义”字，即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守望相助。这样，他们就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，他们携来的华夏文化的基本内容，就成了各民族各族群相互融合而成的客家民系的共同观念，“崇正”也就成为客家人共同的精神财富。客家民系形成后，历经抗金斗争、抗元斗争、抗清斗争、太平天国运动、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变的考验。在一次次抗御外侮、维护民族团结、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中，客家人总是冲锋在最前，坚持到最后，千万客家优秀儿女不惜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国家为民族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史诗，其“崇正”精神也因而得到不断提升和弘扬。

　　明清以来，客家人从赣闽粤等地开始向外扩展，大量移居川、黔、桂等西南地区，还漂洋过海移居台湾和东南亚各地。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，客家人遇到的艰难困苦不亚于当年其先民从中原与江淮南迁，而他们也和先民一样，是靠“崇正”的精神战胜困难，逐步取得建设新家园、发展新事业的胜利。以台湾客家新移民为例，他们在迁移和开发台湾新家园的过程中，坚持崇正精神，一方面是依赖与弘扬客家原乡文化，如“宁卖祖宗田，不卖祖宗言”，顽强地沿用方言乡音；信奉原乡的乡土守护神，以之作为精神支柱；按原乡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组织家族和宗族；民居建筑仿效原乡的形式；珍视和保守原乡旧俗，发扬光大客家人的崇文重教精神等，而更重要的是恪守中华文化共有的礼乐教化，弘扬爱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。在面对荷兰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的侵犯时，他们坚持民族大义，高举爱国保种的旗帜，与侵略者进行拼死抗争，浴血奋战，涌现了刘永福、邱逢甲、吴汤兴、徐骧、姜绍祖、胡嘉猷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仁人志士，为客家人增了光，为中华民族增了光！

　　现当代以来，时代变了，客家人的崇正精神的内涵也更加丰富，但对于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的恪守却更加执着。许多客籍华侨，创业有成，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，都一致认为得益于客家崇正精神，得益于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即华夏正统文化的哺育。为了让子孙后代永世接受河洛文化的滋养，不断发扬客家崇正精神，他们一次次携儿带孙回到大陆原乡祖籍地乃至中原发祥地寻根认祖，并发起一次次公祭客籍母亲河的活动。近年来，东南亚和台、港、澳的客籍人士更组织了客家文化夏令营之类的活动，让客属少年儿童到粤东、闽西、赣南客家地区参观访问，进行田野调查，亲身追寻和体认客家文化。